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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炮兵某旅机要参谋孟祥斌英勇救人壮烈牺牲
2008-04-10 14:27:00   来源:1   评论:0 点击:

认准的路就要坚定的走下去
 
陈薇
 
    我是1991年从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入伍的,现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家药典细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入伍以来,我先后承担国家和军队重大保密专项、重点课题研究14项,获得中国科技创新杰出奖和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被总后勤部表彰为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第十四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度“中国十大科技人物”。
 
一、在去向选择面前,我坚定地把投身军营放在第一位
 
    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的是生物化工专业。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科,每年清华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未出校门,就已经成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竞相争夺的“热点”。毕业那年,同学们每天都能收到一沓子招聘函,有些企业的人事经理甚至守在我们研究生公寓,介绍他们公司良好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当时,同学们都把出国留学、进大公司作为第一选择,我也对六家大公司作了重点了解。就在我准备与深圳的一家著名生物企业科兴公司签约时,导师安排我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购买试剂。我发现这里的科研设施居然比清华的还要好,而且营院环境非常漂亮。当时我想,这里一定是个干事业的好地方。返校后,我从导师那里进一步了解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的一支劲旅,担负着特殊使命。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投身其中、贡献才智的强烈愿望,依然下定了从军的决心。
    没有想到,当我把参军的想法告诉父母和同学以后,他们的意见与我恰恰相反。我出生于浙江兰溪,那里是一个商韵浓厚的地方,父母一直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走经商之路,得知我要入伍,轮番对我进行劝阻。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对我说:“清华人到部队去等于是埋没了自己,入伍就意味着落伍。”在我的同学们中间,没有一个是选择到部队去的。可以说,当时父母、亲友、同学对我的入伍决定是一片反对声。想想父母在家境十分困难的岁月里含辛茹苦地供我上学,学成后却要违背父母之意,我愧疚过,但最终没有动摇我入伍的决心。特别是当时我院周延冲、黄翠芬两位院士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们是一对夫妻,在五十年代,为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不顾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冲破封锁,搭乘货船,在海上漂泊了56天回到了祖国。他们的拳拳报国之志,爱军之心,坚定了我的人生选择。我坚信,国防科技战线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也是最能成就人才的地方。去年,我回母校讲课,毕业班有个同学问我:“选择毕业去向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的回到是:“自己的选择一定要和国家民族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联系得越紧,得到的支持越大,发展的空间越大,个人才华才能充分地得到展示。”这是我内心的真实表白。
 
二、在职业危险面前,我坚定地把履行使命放在第一位
 
    我所在的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担负着为国家铸造“生物盾牌”的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所从事的生物医学防护研究,要经常与烈性病毒、细菌打交道,是一个充满艰辛困苦甚至有生命危险的领域。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科研人员被烈性病毒、细菌夺去生命的不幸事件。俄罗斯国家病毒和生物学研究中心女专家安东列娜·普里斯尼亚科娃在进行埃博拉病毒研究时,因实验不慎用针头刺破手套,造成感染,24小时之内周身血管全部崩裂。美国马里兰州陆军生物学实验室也发生过类似事故。去年5月,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生了实验人员被SARS病毒感染的事件。有个同事转业前劝我,让我少搞些“魔鬼”课题研究,但我脑海里总是去不掉高致病性微生物的阴影。一想到这些东西一旦被控制成生物战剂,用于战争和恐怖袭击,可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对铸造“生物盾牌”就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美国“9·11”事件之后,炭疽恐怖事件频繁发生,国家和军队给我院下达了炭疽防治研究任务。我听说后就主动承担了下来。为了尽快拿出科研成果,我在前辈们工作的基础上,带领全研究室人员夜以继日的进行攻关。为防止发生意外伤害,所有危险性大的实验我都在现场亲自组织,并给大家作示范。实验进入到最危险阶段时,我就昼夜跟班,连换洗的衣服都是爱人送到实验室的。正是靠着科学加拼搏的精神,我们对炭疽研究取得满意成果。
    2003年春季,突如其来的非典疫魔肆虐我国。面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烈性病毒,我立即请战要求研制预防药物。实验是在生物安全三级负压实验室进行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只要我们一进入实验室,所里就派人在外面值班守候,随时准备提供紧急安全保障。为了抢时间把预防药物研制出来,我们长时间工作在实验室,经常出现头晕现象,特别是密不透风的三层特殊防护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湿透一层又一层。再加上无法上厕所,进实验室前几个小时就要控制饮水,那滋味实在是不好受。一段时间里,由于过度劳累,我的头部血管经常痉挛,疼得无法忍受时,就用手使劲按住头,继续进行实验。4月18日深夜,我们在负压实验室证实了前期研制的w干扰素对SARS病毒有明显的预防作用,随即就进行大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大动物实验用的是猴子,给猴子鼻腔喷射SARS病毒时,最怕的就是猴子打喷嚏,因为人和猴子直接面对面,一旦猴子打喷嚏,实验人员就很容易被感染。在进行干扰素临床实验的时候,我们在45天内奔波于全国83个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在高危人群中指导用药,收集数据。做这项实验感染非典病毒的几率很高,我怕同事们被感染,这些事就亲自去做,一直没顾得上回家。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实验室紧张地工作,有人告诉我说,儿子正在楼下哭着等我,我出去一看,4岁的儿子满脸泪水,像个土猴似的,心里头一阵酸楚。儿子非要我和他一起回家,可当时的实验不能停下来,我哄了他几句之后,转身就往回走。没想到孩子一把抓住我的衣服,从书包里掏出雨衣,边哭边说:“妈妈,你穿上吧,防止中毒。”眼前的一景一幕,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但任务在身,我只能在心里面感谢我的爱人和孩子,因为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三、在利益诱惑面前,我坚定地把成就事业放在第一位
 
    内行人都明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点滴成果,一转化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我研究的课题就具有很强的军地两用价值,一个原创新性成果就可能早就和振兴一个企业。这些年可,我在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就成了国内外一些科研机构和企业重点“挖掘”的目标。
    2000年3月,我赴美国留学期间,大龙国际集团公司和新布伦瑞克科学公司的董事长多次找到我,邀请我到他们公司去工作。这两家公司都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效益非常好,其中大龙国际集团公司在我国上海、成都等地都有企业。新布伦瑞克科学公司为了吸引我,除了承诺付给我10万美金的年薪外,还外加给我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而且可以两年后再去上班,这期间的薪金照发。面对这些外国公司给我开出的优厚待遇,如果站在个人名利的角度,答应他们的要求,一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而且借助他们优越的设施设备,还很容易出大的科研成果,也很容易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对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扩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有好处,但我并没有为之所动。这年7月,正当我爱人和孩子办好签证准备到美国与我团聚时,我们所得领导来电话说,我所在的研究室科研任务很重,缺乏得力的领衔人员,问我能不能提前回来。这时我到美国留学刚4个月的时间,听到这个情况,我没有考虑更多,马上通知爱人放弃赴美,我也立即着手进行回国的准备工作。有位美国同行非常不理解,在送我到机场的路上,还一个劲地对我说:“你还有一年半的留学期限,这期间既可以拿到数十万的薪酬,又可以出一些成果,按期回去肯定是名利双收,为什么要现在离开美国?”我说:“我的祖国需要我回去,回去时不需要理由的!”
    国外物质诱惑很多,回到国内也有很多马上富起来的机遇。2003年,我因研制出预防非典新药——w干扰素被媒体宣传之后,一个月内先后有3家国内医药企业的老板来找我,有两家想聘我为副总,一家想让我拿技术入股,开出的年薪都高达百万以上。去年,有位从深圳来的同学动员我转业,劝我说:“你这个大教授,每个月也就拿2000多元的工资,和一个打工妹的收入差不多。如果到我们公司工作,保证你很快过上‘贵族’生活,住上高档的房子,开上豪华的汽车。”这些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近年来,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我没有丝毫的动摇,而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了科研工作中,实现了自己成就事业的愿望。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4月20日,胡锦涛主席来我所视察,听完我的汇报后边走边亲切的说,部队天地很广阔,是人才成长的好地方,清华人在部队干得很有出息。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当晚,我给父母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说,爸爸妈妈,女儿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年我虽然失去了很多,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我得到了。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我深深地感到,投身军营的选择是理智的,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充实而幸福的!选择军事医学科研事业,我无怨无悔,我将继续为它拼搏,为它奋斗,为它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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